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自从1968年席卷西方的“五月风暴”以来欧美掀起了“性革命”(性解放)高潮,轻率地把人类为生存发展需要而确立起来的性道 德一概斥之为性禁锢。童贞、巳婚夫妻的相互忠诚被视为迂腐保守，通奸、同居、性乱者被冠以“性伴”的美称，“同性恋”作为“性革命” 的伴生物盛行一时，连娼妓和卖淫也改称为“性工作者“和“性服务”。这场“性革命”给西方社会带来无数少女怀孕、少年妈妈、婚姻破裂、单亲家庭和重组家庭的儿童身心发育受挫 ，以及性骚扰现象普遍发生等一系列严重后果，也造成了性病的猖獗流行。艾滋病毒作为跨世纪的死神，巳经在70年代悄悄地在纵欲者中播下了死亡的种子，80年代初，当美国发现第一批同性恋艾滋病人，随后又进一步认识到这一疾病极其严重的后果时，不少明智之士纷纷指出，80年代艾滋病流行将终止60年代开始的“性革命”，人类必须向性道德回归。

　　人类性行为的约束古已有之

　　不仅所有历史悠久的文明民族在历史上都有着严格的性约束，即使在一些原始部落里，性行为也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放任不羁。人类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所形成的文化是演进的，扬弃旧的，然而创新决不意味着对历史的全部否定。对中华文化中的性道德传统也应采取具体分析的态度。

　　例如，封建社会的男性可以三妻四妾、单方休妻，女性却要从一而终；丧妻可以续弦，寡妇却不能改嫁，这种歧视女性的封建性道德当然应该否定。但否定决不意味着提倡女性同时嫁三、四个丈夫，而是男女平等的一夫一妻，双方都 有离婚自由，配偶亡故后男女都有权再婚。又如，封建社会把婚外性行为称为通奸，通奸不论男女都要受到惩罚，有的还非常严厉。在我们不赞成这种惩罚时，并非因此同意夫妻间不必忠诚，婚外性行为是合理和值得提倡的观点。再如，封建社会不注重男性的童贞，却非常注意防范少女失贞，对此根据当时的社会背景不难发现，这样做是合乎情理的。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社会私有制观念必然认为子女也是私有的，为了保证财产继承权不落入他人之手，必然要求妻子保持贞洁。当时医学还不发达，未婚先孕而坠胎是要昌生命危险的；而任婴儿出生，以后怎么能门当户对地出嫁，。为了防止婚前性行为，只有将少女束之深闺才安全，这种保护也包含着少女本身的切身利益。在反对单方面要求少女贞洁的今天，为了保护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为了强调爱情的严肃性和重视感情的价值，以减少青少年学习生活中可以避免的激烈情绪波动和不幸事件，我们不应赞同婚前性行为。提倡男女平等，对保持童贞的要求也是男女对等的，这就是我们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性文明的应有态度。“贞洁”象征着对于爱情的忠诚，即使在“性解放”成灾的西方社会，婚前性行为仍被称为“失贞”，不论男女都一样，这是否意味他们还有浓厚的封建性意识？

　　人类性行为的约束是生存发展的需要

　　性行为必须受到约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生物的、心理的、社会的诸多因素，迫使人类在谋求生存发展的漫长历程中，对自己的性行为加以约束。

　　优生己为人们所熟知，但西方的性解放开创的新群婚时代，使许多人不知道 亲生父母是谁，如名噪一时的美国拳王阿里曾遗弃一名怀孕少女，生下的女儿到18岁时才知道阿里是生父，倘若阿里不是拳王，她可能永远不知道父亲是谁，这种在性乱的社会背景下，同父异母的后代大量增加，优生还是劣生是显而易见的。

　　性约束的另一生物学原因是男女婴儿的出生比大致是1:1，男性略多于女性，这就决定了一夫一妻的合理性。

　　性约束最重要的生物学因素是预防性传播疾病，随着现代交通工具的发展，国际、洲际的人员往来日趋频繁，原来散布于世界各个局部地区的不同性病，也随着人群的大流动面向着全世界蔓延，以致今天在任何一个有人群的地方都可 能找到任何一种性病，从预防性病的角度而言，保护人们不得性病是性道德的主要社会功能。在出现性病特效药以前，许多人慑于性病的威胁，被迫接受性道德，不敢轻举妄动。40年代未，美国使用青霉素治疗性病，疗效卓著。这使人们以为从此有可能控制甚至消灭性病。然而事与愿违，到50年代中期淋病的发病人数逐年回升，回升的原因并不是淋病菌抗药，而是青霉素促使人们有恃无恐地参与性乱。这样说，并非否定青霉素本身对人类的重大贡献，而是要提醒人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有了性病特效药之后，人类仍然要重视性道德，要约束自己的性行为，否则就会适得其反。

　　抗菌药物的问世使许多传染病得到控制，乃至改变了人类死因的疾病谱，唯独性传播疾病发病率依然扶摇直上，令人谈虎色变的艾滋病己由世界的某个角落迅速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蔓延。艾滋病毒主要隐藏于人体免疫细胞的基因中，破坏和彻底摧毁机体赖于抵御底传染病和恶性肿瘤的免系统，至今没有发现一例受艾滋病毒感染的人能够产生有效抗体。加上艾滋病毒变异能力极强，致使特效药和疫苗的研制陷入困境。当今世界都 在盼望 研制成艾滋病疫苗的结论。在大自然面前，并不存在“人定胜天”。

　　更为严重的是艾滋病并非人类最后和最危险的疾病。美国学者盖洛巳在人类身上检出人类嗜淋巴病毒Ⅰ、Ⅱ、型，这两种病毒与艾滋病毒的传播途径完全一样，可以引起淋巴系统的恶性肿瘤，而且己经在日本、加勒比海地区流行，虽然蔓延速度不如艾滋病迅速 。这一事实也说明性道德性约束对于人类健康的重要意义不仅仅限于过去和现在。心理的、社会的因素较为宽泛，限于篇幅，本文不作一一探讨。

　　性约束能最大程度地保护女性健康

　　性约束对于保护女性健康有特殊意义。前述封建社会重视处女的贞洁，却忽视男性的童贞。表面上看是男女不平等 ，实质上包含着对女性的保护。由于在生殖器上女性承担着更重要的责任，也由于女性生殖器官的特殊性，决定了女性应该受更多性约束的保护，这种约束更主要的是对男性的约束，当然也包括女性更自觉的自珍自爱约束。

　　性乱给女性带来的人工流产风险，或生育责任，或没有婚姻关系保障的女性来说，必然成为不负责任的性行为的直接受害者。有些性乱的女性认为在不洁性交后冲洗阴道可以避免染上性病。其实，由于隐藏在阴道皱壁中的病菌难以冲洗干净，而极少量残留的病菌足以引起性病的发生，故冲洗无济于事。有人认为避孕套可预防性病，而目前避孕套的失败率达10%，主要原因是破裂和滑脱，因此招致的两种后果是，避孕失败可以人流补救，预防性病失败尤其是染上艾滋病病则是无可挽回的。有人认为开设红灯区，让妓女合法化，就可以定期对其体检，防止性病。其实西方国家妓女定期体检己有相当长历史，却性病依旧，原因在于即每月甚至每周一次的体检，也难以阻止妓女带性病卖淫，如上午体检正常，下午嫖客就可以把性病传染给妓女，使其成为性病病原体携带者，在此后的6-30天将性病传染给许多嫖客。持有健康证的妓女往往会使嫖客丧失警惕，更易染上性病。

　　性乱还可使女性生殖系统恶性肿瘤的发病率增加。女性开始性交的年龄越小，患生殖器官癌症的机会也越多。某调查显示，18岁以前开始性生活的女性比21岁开始性生活的宫颈癌发病率高4倍。

　　在惨痛的历史教训面前，为了生存，许多西方人又重新约束自己的性行为，开始恢复一夫一妻的生活方式，中华民族有着优良的性道德传统，我们应当尊重自己的历史，珍视自己的文化，以科学的态度审视西方的“性革命”灾祸，决不能盲目仿效，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