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真的是大忽悠吗？
发布时间：2022-11-08 09:11:34作者：地藏经感应网
庄子真的是大忽悠吗？
中国近代大学者对庄子的研究，出现过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便是持批判态度者特别多，很多人语气甚至很激烈。多亏庄爷已经不在了，不然还不梗着他那饿得像干柴火似的脖子，和这些人跳脚对骂起来。
在今天看来，这些批判带有明显的时代色彩和政治色彩，其实是“超越时代”的——此处绝非褒义，而是说历来读《庄子》的人，最容易产生的就是这些误解，无非在不同的时代条件下，说法上有些变化。而这些近代学者的批判，所具有的强烈时代与政治色彩，恰好可以让我们看得更清楚。
这些人对庄子的批判，几乎集中于共同的一点，后面详说。并且都用了同一个形容词——滑头主义。庄爷在这些人心中，基本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大忽悠、老滑头。这虽然是骂人的话，但想想庄爷那副嬉笑怒骂随性而为的样子，倒也贴切——多么可爱的一个小老头啊！
这些人中的“带头大哥”，郭沫若算一个。他对庄子的批判，落在一句话上：“两千多年来的滑头主义哲学，封建地主阶级的无上法宝，事实上却是庄老夫子这一派培植出来的。”这个意见，源于庄子的相对主义——“道是万变无常的，物也不断地流离转徙；是的忽然变而为非，非的忽然变而为是；刚开始分溃已有新的合成，刚开始合成已有新的分溃；固执着相对的是非以为是非，那是非永没有定准。你说我所是的为非，我说你所非的为是，到底谁是谁非？”这样一来，庄子的处世哲学，“结果是一套滑头主义，随便到底”，表现便是极端厌世，认为“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因此“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既然礼乐仁义为大盗（权势者）所盗，便避开那些大盗。郭沫若认为庄子及其弟子都是绝顶聪明的人，这话恐怕还有后半句没有说出来，过于聪明的人往往容易滑头。
“中国通史学派”里那些学者的观点，与郭沫若一脉相承，因此被他称为“志同道合”。比如侯外庐，他也认为庄子是一名虚无主义者，只不过将郭沫若的相对主义和滑头主义换了种说法。至于虚无的原因，侯外庐认为在于庄子的出身——他是一个感受着亡国命运的小贵族，并且贫穷，由于贫富变化的撞击而惊惧于现实的残酷斗争，整个社会和人类都成了他的怀疑对象，于是逃避现实，将精神寄托于虚幻和幻想，虚无主义就成为他的救命稻草。“逍遥游”“齐生死”“忘物我”等把一切看成游戏和梦境的主张，便由此而来。不论对错，侯外庐的这种看法倒是充满人情味儿。
《庄子》33篇中的内七篇，学界普遍认为是庄子亲笔，尽管可能遭到过后人增删篡改。但任继愈认为内七篇绝不是庄周的思想，所以他自认为将其断定为相对主义、滑头主义甚至悲观厌世主义的哲学，不是在骂庄子，其实并没两样。他理解的庄子哲学，是认识到了事物发展有其对立面并会向对立面转化，但态度上出了问题，便是为了不让它转化，就不去促进它的发展——为了避免挫折便不能有棱角，为了避免人家的注意和批评就不要出人头地，为了避免离别的痛苦就不要相聚……总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以免引起新矛盾。表面上看的确是这样，但也仅仅是表面。
关锋对庄子的批判，任继愈曾表示“完全同意”，可以想见他们是一路的。但关锋要更加激烈，认为庄子是在“自我欺骗”，他眼中庄子的形象，是一只把头埋进沙里的鸵鸟，并把眼睛闭起来。对于庄子哲学，他得出这样的判断：庄子的“无己”和“无待”，只是在幻想中消除物我对立；庄子的齐物我、彼此、是非、利害、生死，只是在自己头脑中完成；总之庄子所否定的那些，关锋都认为是真实存在的，所以一切都是庄子的一厢情愿。他还挖苦道：“（这样）他也就超乎得失、利害、死生了。于是精神得救了，精神胜利了。这种阿Q精神浸透了庄子哲学的整个体系，尤其是他的处世哲学。把现实世界看作虚无，然而他却不能离开'人间世’，于是就来了一套滑头主义的处世哲学……”庄子之所以如此的动机，关锋认为是庄子面对现实已经不再抱希望和理想，悲观绝望透了。
如此批判庄子，并把庄子称之为“滑头”的，其实绝不只这几位——这曾是一个时期，尤其是那段政治高压期的流行论调。所以我们搞不清楚，其中有这些学者多少真情，多少假意。但从他们文章中洋洋洒洒、长篇大论、慷慨激昂的论证，以及民国以来不鲜见的类似论调看，他们至少是有实意在的。
这便回到了庄子在《齐物论》中极力阐明的问题：是乎？非乎？
对此，同样否定庄子相对主义的冯友兰的一句话，倒是切中要害，且十分动人：在历史中的任何时代，总有不得志的人；在一个人的一生之中，总要遇到些不如意的事，这些都是问题。庄周哲学并不能使不得志的人成为得志，也不能使不如意的事成为如意。它不能解决问题，但它能使人有一种精神境界。对于有这种精神境界的人，这些问题就不成问题了——它不能解决问题，但能取消问题。人生之中总有些问题是不可能解决而只能取消的。
诚哉。庄子所说的，只是人生境界，他的相对主义指向的最终，是“道通为一”——那彻底的完整性，不论对于天地，还是人的精神。这种境界，就在庄子论道最稠的《齐物论》中的那句题眼——“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拿是非黑白比附庄子，这岂不是在污蔑他；拿出身遭际来框定他，岂不是小了他。要知道，庄子反对的正是世间的那些是非黑白，因为争斗正是这样搞出来的。
这些纠缠在名辩中的人，多么像那个被庄子骂了一辈子的惠施——惠施是要比他们更会说、更能说的，可是在庄子面前只能挨骂，正因为他只知论辩，而不知将其内化为精神境界的提升。所以，假若庄子看到这些人的话，大概是会不屑之极的吧。
所以，为什么容易产生那样的误解，已经很清楚了——要么智商不够用，层次境界太低；要么别有用心，或为了达到自己不光彩的目的，或者屈从于权势。前者更主要，后者只是催化剂而已。你若有心于《庄子》，读的时候千万当心。
中国近代大学者对庄子的研究，出现过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便是持批判态度者特别多，很多人语气甚至很激烈。多亏庄爷已经不在了，不然还不梗着他那饿得像干柴火似的脖子，和这些人跳脚对骂起来。
在今天看来，这些批判带有明显的时代色彩和政治色彩，其实是“超越时代”的——此处绝非褒义，而是说历来读《庄子》的人，最容易产生的就是这些误解，无非在不同的时代条件下，说法上有些变化。而这些近代学者的批判，所具有的强烈时代与政治色彩，恰好可以让我们看得更清楚。
这些人对庄子的批判，几乎集中于共同的一点，后面详说。并且都用了同一个形容词——滑头主义。庄爷在这些人心中，基本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大忽悠、老滑头。这虽然是骂人的话，但想想庄爷那副嬉笑怒骂随性而为的样子，倒也贴切——多么可爱的一个小老头啊！
这些人中的“带头大哥”，郭沫若算一个。他对庄子的批判，落在一句话上：“两千多年来的滑头主义哲学，封建地主阶级的无上法宝，事实上却是庄老夫子这一派培植出来的。”这个意见，源于庄子的相对主义——“道是万变无常的，物也不断地流离转徙；是的忽然变而为非，非的忽然变而为是；刚开始分溃已有新的合成，刚开始合成已有新的分溃；固执着相对的是非以为是非，那是非永没有定准。你说我所是的为非，我说你所非的为是，到底谁是谁非？”这样一来，庄子的处世哲学，“结果是一套滑头主义，随便到底”，表现便是极端厌世，认为“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因此“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既然礼乐仁义为大盗（权势者）所盗，便避开那些大盗。郭沫若认为庄子及其弟子都是绝顶聪明的人，这话恐怕还有后半句没有说出来，过于聪明的人往往容易滑头。
“中国通史学派”里那些学者的观点，与郭沫若一脉相承，因此被他称为“志同道合”。比如侯外庐，他也认为庄子是一名虚无主义者，只不过将郭沫若的相对主义和滑头主义换了种说法。至于虚无的原因，侯外庐认为在于庄子的出身——他是一个感受着亡国命运的小贵族，并且贫穷，由于贫富变化的撞击而惊惧于现实的残酷斗争，整个社会和人类都成了他的怀疑对象，于是逃避现实，将精神寄托于虚幻和幻想，虚无主义就成为他的救命稻草。“逍遥游”“齐生死”“忘物我”等把一切看成游戏和梦境的主张，便由此而来。不论对错，侯外庐的这种看法倒是充满人情味儿。
《庄子》33篇中的内七篇，学界普遍认为是庄子亲笔，尽管可能遭到过后人增删篡改。但任继愈认为内七篇绝不是庄周的思想，所以他自认为将其断定为相对主义、滑头主义甚至悲观厌世主义的哲学，不是在骂庄子，其实并没两样。他理解的庄子哲学，是认识到了事物发展有其对立面并会向对立面转化，但态度上出了问题，便是为了不让它转化，就不去促进它的发展——为了避免挫折便不能有棱角，为了避免人家的注意和批评就不要出人头地，为了避免离别的痛苦就不要相聚……总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以免引起新矛盾。表面上看的确是这样，但也仅仅是表面。
关锋对庄子的批判，任继愈曾表示“完全同意”，可以想见他们是一路的。但关锋要更加激烈，认为庄子是在“自我欺骗”，他眼中庄子的形象，是一只把头埋进沙里的鸵鸟，并把眼睛闭起来。对于庄子哲学，他得出这样的判断：庄子的“无己”和“无待”，只是在幻想中消除物我对立；庄子的齐物我、彼此、是非、利害、生死，只是在自己头脑中完成；总之庄子所否定的那些，关锋都认为是真实存在的，所以一切都是庄子的一厢情愿。他还挖苦道：“（这样）他也就超乎得失、利害、死生了。于是精神得救了，精神胜利了。这种阿Q精神浸透了庄子哲学的整个体系，尤其是他的处世哲学。把现实世界看作虚无，然而他却不能离开'人间世’，于是就来了一套滑头主义的处世哲学……”庄子之所以如此的动机，关锋认为是庄子面对现实已经不再抱希望和理想，悲观绝望透了。
如此批判庄子，并把庄子称之为“滑头”的，其实绝不只这几位——这曾是一个时期，尤其是那段政治高压期的流行论调。所以我们搞不清楚，其中有这些学者多少真情，多少假意。但从他们文章中洋洋洒洒、长篇大论、慷慨激昂的论证，以及民国以来不鲜见的类似论调看，他们至少是有实意在的。
这便回到了庄子在《齐物论》中极力阐明的问题：是乎？非乎？
对此，同样否定庄子相对主义的冯友兰的一句话，倒是切中要害，且十分动人：在历史中的任何时代，总有不得志的人；在一个人的一生之中，总要遇到些不如意的事，这些都是问题。庄周哲学并不能使不得志的人成为得志，也不能使不如意的事成为如意。它不能解决问题，但它能使人有一种精神境界。对于有这种精神境界的人，这些问题就不成问题了——它不能解决问题，但能取消问题。人生之中总有些问题是不可能解决而只能取消的。
诚哉。庄子所说的，只是人生境界，他的相对主义指向的最终，是“道通为一”——那彻底的完整性，不论对于天地，还是人的精神。这种境界，就在庄子论道最稠的《齐物论》中的那句题眼——“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拿是非黑白比附庄子，这岂不是在污蔑他；拿出身遭际来框定他，岂不是小了他。要知道，庄子反对的正是世间的那些是非黑白，因为争斗正是这样搞出来的。
这些纠缠在名辩中的人，多么像那个被庄子骂了一辈子的惠施——惠施是要比他们更会说、更能说的，可是在庄子面前只能挨骂，正因为他只知论辩，而不知将其内化为精神境界的提升。所以，假若庄子看到这些人的话，大概是会不屑之极的吧。
所以，为什么容易产生那样的误解，已经很清楚了——要么智商不够用，层次境界太低；要么别有用心，或为了达到自己不光彩的目的，或者屈从于权势。前者更主要，后者只是催化剂而已。你若有心于《庄子》，读的时候千万当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