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极致境地
发布时间：2022-11-11 09:09:15作者：地藏经感应网
文学的极致境地
文学的极致境地
李国文
每逢岁末年初，冬去春来，旧时的中国文人总是要写上几首应景的诗，已成惯例。说得好听些，是风雅，说得刻薄些，是毛病。因为只要写了，必定拿出来，名曰献芹，实为邀好，那是令对方很尴尬的事。说好吧，真不好，说坏吧，又怕他脸上挂不住。因为这类应景诗，几百几千年写下来，成千上万人写下来，很难突破，很难创新。这种游名胜必题诗，逢年节必凑句，只是属于文人恶习而已。所以，历代的各种诗选，如《唐诗三百首》，如《千家诗》，如《唐诗别裁》，如《宋诗别裁》，基本上是看不到这类诗作的。
但是，一定要在这样一个很难出彩，很难超越的领域里，找出一位写应景诗的出色人物，那么，非北宋诗人王安石莫属。
对稍知一些旧体诗的当代读者来说，在这个年头岁尾，欲暖还寒，除旧布新，一元复始的时候，若是脑海里忽然涌上来一点诗意，诗兴，或者诗情，斯时斯刻，我想王安石的《元日》诗，必是首选。
爆竹声中一岁除，
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
总把新桃换旧符。
旧时的诗人，不知写了多少有关大年初一的诗，没有一首能比得上王安石的《元日》影响大，传播广。因为这首极凡俗，然而极质朴的诗句中，所表达出来的节日气氛，其兴高采烈，其欢乐热闹，可以说洋溢到纸面以外。虽然那是北宋时期的元日，却让你感受到如同当下度过不平凡的2008年以后，迎来2009年的元日那样，是同样快乐的过年气氛。
王安石的厉害，就是他抓住了这个整体感觉，而且是基本上属于大家的共同感觉。中国诗人通常只关注自己，不大关注群体，只关注个人的喜怒哀乐，不大关注百姓的悲欢离合。虽然只有短短四句，如此简洁，又如此完美；如此平易，又如此震撼的点睛之笔，把元日景象热火朝天地烘托出来，这就是大师的艺术魅力了。所以，时至今日，在写每年头一天的应景诗上，王安石的《元日》诗，是魁首之作，谁也超不过。
王安石还有一首应景诗，也很了不起。在数不过来的有关春天来临的诗篇中，王安石的《泊船瓜洲》诗，也是脍炙人口的翘楚之作。
京口瓜洲一水间，
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
明月何时照我还。
王安石距今近千年，千年之后，他的这两首诗，仍可在人们的口头咏诵，这大概是真正不朽了。中国文学史上有许多名列其中的大家、名家，经过一千个春天一千个冬天的时光走廊以后，还有读者在吟咏他的诗篇，那真是寥寥无几的。这种屈指可数的传世光荣，也许正是王安石的成功之处。
这首《泊船瓜洲》所以被人牢记，广为流传，很大程度上因为其中的一个“绿”字。这是诗人几经改动，斟酌，思量，最后才敲定的这个“绿”字，读过中国旧诗的人，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这个典故。
南宋洪迈在《容斋续笔》，卷八《诗词改字》中说，他在苏州一位士人的家中，看到王安石写作这首《泊船瓜州》的原稿笺。“王荆公绝句云：‘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吴中士人家藏其草，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为’过‘.复圈去而改为’入‘,旋改为’满‘.凡如是十许字，始定为’绿‘.”
这则传闻很精彩，全诗28个字，用对一字，全诗皆活。王安石这种挑来拣去，才定妥了这个极其传神的“绿”的做法，一直视为诗人字斟句酌的范例，作家不惮修改的样板。唐代诗人卢延让《苦吟》的“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大概就是这个认真精神了。王安石（1021-1086）和洪迈（1123-1202），虽相距百年，但俱为宋人，而且洪迈声称目睹荆公手书诗稿原件，当是确凿无疑的事情。
据考证，这首《泊船瓜洲》诗的写作时间，应为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的春二月，也是王安石上年四月第一次罢相后回金陵，再度复相，前去汴梁途中的作品。此时的王安石心情比较复杂，知道政事不可为，而不得不勉强为之，知道上命不可违，而不得不捏着鼻子去。无论如何，熙宁二年风光不再，上下左右处处掣肘，兴致顿减的王安石，其实并不想再作冯妇。当时从金陵到汴梁，应该是大运河北上，再沿黄河西去，第一步，自然要先渡过长江。诗中的京口即今之镇江，江对岸就是瓜州，想到过江后天色已晚，遂船泊过夜。船上的王安石，在此江水呜咽，明月当头之际，能不思前想后，而心系江宁，眷恋故居吗？能不怀念他在蒋山脚下，骑着一头蹇驴，过那悠哉游哉的文人生活吗？于是，写下这首诗。
在中国历史上，王安石首先是政治家、改革家，其次才是文学家。但是，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里，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是以其诗文而留存在记忆中。政治这东西，休看显赫一时，生命力其实短暂。无论在历史上划出过多深的刻痕，产生过多大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有点像北方的寒冬，煞有介事，而且尾巴拖得很长很长，迟迟不肯离去，可最后的最后，冰消雪化，了无踪迹。可文学呢？更像南方的春天，那一派触目皆绿，满眼生机，郁郁葱葱，欣欣向荣的景象，强大的生命力，会一代一代永无止境地赓续下去。
如今，关于他毁誉参半的变法，是非纷纭的改革，截然相反的评价，褒贬不一的说法，随着岁月的变迁，沧桑的转换，已经淡出视野，几乎无人谈及。也许只剩下几名研究者在书斋里高谈阔论，皓首穷经，和一些书虫们在网络上斗嘴呕气，插科打诨而已。也许在当时王安石的心目中，这两首应景诗，比之与他悉心投入的政治，不过小菜一碟罢了，可他千年以后，一首元旦的诗，一首春天的诗，却像历久弥香的陈酿一样，只要元旦在，只要春天来，就会齿颊生香地吟咏出来。
王安石的失败，或者说，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有许多内在的外在的原因，但通常不太在意这位文学大师的性格因素。一个人应该有自信，但太自信，便是自负，而太自负，必然自大；王安石从政以来，就是自信、自负、自大的结合体，特别得到宋神宗的支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遂自以为是，遂刚愎自用，遂听不得一点反对意见，当然也就容不下任何一个反对他的人。
据《邵氏闻见录》：“王荆公初参政事，下视庙堂若无人，一日争新法，怒目诸公曰：’君辈坐不读书耳。‘赵清献同参政事，折之曰：’君言失矣，如皋、夔、稷、契之时，有何书可读？‘荆公默然。”有一位叫范缜的大臣，上书反对他的变法主张，“疏入，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颤”,可以想见他那气不可遏的样子，想见他有皇帝老子为后台的气势汹汹的样子。这就是人类共有的毛病，性格决定命运，谁也不能摆脱。接下来，此公在变法过程中，犯 下了一连串策略性的错误，譬如，重用了一些不应该重用的人，譬如，排斥了一些敢作敢为敢于直言的人，譬如，从不主动争取盟军和友军的支持，而把有可能成为盟军和友军的人打成敌军，也不放下身段去说服那些不同意见者，甚至下手打击其实完全不必打击的反对者。“熙宁初，王介甫当轴，神庙一切委听，号令骤出，于人情适有难合。于是故臣名士，往往力陈其不可，多被降黜，后来者结舌矣。”（《铁围山丛谈》）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从事改革大业，一，绝对不能贪多求快。要知道，中国人向来持中庸之道，欲速则不达。不但不达，你动作大了，动作快了，常常招致强烈的反弹；二，绝对不能因为你口头上喋喋不休的光荣、伟大、正确，老百姓会理所当然地买你的账。他们通常不大相信你说过些什么，而在意你做过些什么，更在意你要做的什么会带来的什么实惠；三，绝对不能由于你许诺明天给老百姓一个油饼，你今天就有权力，用针线缝上老百姓的嘴，先饿着肚子等待，拿老百姓不当人来折腾。由于其自信、自负、自大的性格弱点，王安石恰恰就罔顾这三个绝对不能，一意孤行，而使他的这场变法，成了半吊子的政治实验。应该说，王安石是一个成功的文学家，绝不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
所以，第一次罢相之后十个月后，再一次受命北上，这个极自信的人，其实是相当不自信的。行次瓜州，泊船过夜，所写的这首诗，他的反复修改，多少也反映出他对前程的忐忑，复相的不安。这个曾经极自负，极自大的人，居然在诗的末尾一句，写出“明月何时照我还”来，说明他已非熙宁二年（1069）神宗拜他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志在必得的心绪可比。凡是自信、自负、自大的人，最经不起挫折，最受不了失败。到汴梁以后，这个已无当年雄起之心，振翮之念的王安石，也难振作。果然，次年十月，第二次罢相，从此退居江宁。“荆公再为相，承党人之后，平日肘腋尽去，其子雱又死，知道之难行也，慨然复求罢去，遂以使相再镇金陵。”（《东轩笔录》）
政治家的王安石退出历史，文学家的王安石却永远鲜活地存在于诗文之中，每逢年节，每逢春天，他的这两首应景诗，便被人想起。
应该说，王安石的这两首诗的背景，在地理纬度上，稍稍偏南，应该是长江流域一带的风光。而黄河流域，华北平原的季节温差，相比之与南方，大概要晚一个半月到两个月的样子。北方的冬季，那尾巴的确会拖得很长，春风送暖，至少要到阳历的三月末、四月初，才在刚刚软化的柳枝上，抬不起头的草尖上，飘浮着碎冰的碧水上，仍留着残雪的田野上，透出一丝端倪。
生活在北京的人都知道，西长安街红墙外的玉兰花，先在枝干上冒出骨朵，然后，小骨朵变大骨朵，应该说是京城来得最早的春天使者。休看时令为春，京城里根本谈不上春天的一点感觉；甚至玉兰花绽放了，凋谢了，时离五一节也不远了，一眼望去，仍是老树枯枝，草萎地黄，对京城人而言，盎然绿意，仍是一份奢望。真到了一望皆绿的那一天，而且，马上就会绿到浓得化不开的程度，绝对便是夏天了。在北京人心目中，初春与残冬，无甚差异。上世纪20年代，居住在西城阜内八道湾的鲁迅先生，也有这种观感。他在《鸭的喜剧》里这样说过，“我可是觉得在北京仿佛没有春和秋”.
由此可知，对于春天的信息，北人和南人的感受是不尽相同的。
但是，伟大的作品，传世的作品，令我们高山仰止的作品，令我们心存敬畏的作品，通常在读者的想象空间里，会构成一个完美的文学世界。当我们徜徉其中，经度的时差，纬度的温差，其实是不存在的。甚至，细微的缺失，偶尔的疏漏，也都可以忽略不计的。因为，好的作品，总是超越时空，横跨千古，好的诗篇，总能得到共鸣，家弦户诵，这就如同在新春季节里，那覆盖一切的“绿”,夺走你全部视线一样，你在尽情享受的时候，也就无暇顾及其它。
这种文学的极致境地，也许就是我们理应追求的目标吧？
李国文
每逢岁末年初，冬去春来，旧时的中国文人总是要写上几首应景的诗，已成惯例。说得好听些，是风雅，说得刻薄些，是毛病。因为只要写了，必定拿出来，名曰献芹，实为邀好，那是令对方很尴尬的事。说好吧，真不好，说坏吧，又怕他脸上挂不住。因为这类应景诗，几百几千年写下来，成千上万人写下来，很难突破，很难创新。这种游名胜必题诗，逢年节必凑句，只是属于文人恶习而已。所以，历代的各种诗选，如《唐诗三百首》，如《千家诗》，如《唐诗别裁》，如《宋诗别裁》，基本上是看不到这类诗作的。
但是，一定要在这样一个很难出彩，很难超越的领域里，找出一位写应景诗的出色人物，那么，非北宋诗人王安石莫属。
对稍知一些旧体诗的当代读者来说，在这个年头岁尾，欲暖还寒，除旧布新，一元复始的时候，若是脑海里忽然涌上来一点诗意，诗兴，或者诗情，斯时斯刻，我想王安石的《元日》诗，必是首选。
爆竹声中一岁除，
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
总把新桃换旧符。
旧时的诗人，不知写了多少有关大年初一的诗，没有一首能比得上王安石的《元日》影响大，传播广。因为这首极凡俗，然而极质朴的诗句中，所表达出来的节日气氛，其兴高采烈，其欢乐热闹，可以说洋溢到纸面以外。虽然那是北宋时期的元日，却让你感受到如同当下度过不平凡的2008年以后，迎来2009年的元日那样，是同样快乐的过年气氛。
王安石的厉害，就是他抓住了这个整体感觉，而且是基本上属于大家的共同感觉。中国诗人通常只关注自己，不大关注群体，只关注个人的喜怒哀乐，不大关注百姓的悲欢离合。虽然只有短短四句，如此简洁，又如此完美；如此平易，又如此震撼的点睛之笔，把元日景象热火朝天地烘托出来，这就是大师的艺术魅力了。所以，时至今日，在写每年头一天的应景诗上，王安石的《元日》诗，是魁首之作，谁也超不过。
王安石还有一首应景诗，也很了不起。在数不过来的有关春天来临的诗篇中，王安石的《泊船瓜洲》诗，也是脍炙人口的翘楚之作。
京口瓜洲一水间，
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
明月何时照我还。
王安石距今近千年，千年之后，他的这两首诗，仍可在人们的口头咏诵，这大概是真正不朽了。中国文学史上有许多名列其中的大家、名家，经过一千个春天一千个冬天的时光走廊以后，还有读者在吟咏他的诗篇，那真是寥寥无几的。这种屈指可数的传世光荣，也许正是王安石的成功之处。
这首《泊船瓜洲》所以被人牢记，广为流传，很大程度上因为其中的一个“绿”字。这是诗人几经改动，斟酌，思量，最后才敲定的这个“绿”字，读过中国旧诗的人，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这个典故。
南宋洪迈在《容斋续笔》，卷八《诗词改字》中说，他在苏州一位士人的家中，看到王安石写作这首《泊船瓜州》的原稿笺。“王荆公绝句云：‘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吴中士人家藏其草，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为’过‘.复圈去而改为’入‘,旋改为’满‘.凡如是十许字，始定为’绿‘.”
这则传闻很精彩，全诗28个字，用对一字，全诗皆活。王安石这种挑来拣去，才定妥了这个极其传神的“绿”的做法，一直视为诗人字斟句酌的范例，作家不惮修改的样板。唐代诗人卢延让《苦吟》的“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大概就是这个认真精神了。王安石（1021-1086）和洪迈（1123-1202），虽相距百年，但俱为宋人，而且洪迈声称目睹荆公手书诗稿原件，当是确凿无疑的事情。
据考证，这首《泊船瓜洲》诗的写作时间，应为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的春二月，也是王安石上年四月第一次罢相后回金陵，再度复相，前去汴梁途中的作品。此时的王安石心情比较复杂，知道政事不可为，而不得不勉强为之，知道上命不可违，而不得不捏着鼻子去。无论如何，熙宁二年风光不再，上下左右处处掣肘，兴致顿减的王安石，其实并不想再作冯妇。当时从金陵到汴梁，应该是大运河北上，再沿黄河西去，第一步，自然要先渡过长江。诗中的京口即今之镇江，江对岸就是瓜州，想到过江后天色已晚，遂船泊过夜。船上的王安石，在此江水呜咽，明月当头之际，能不思前想后，而心系江宁，眷恋故居吗？能不怀念他在蒋山脚下，骑着一头蹇驴，过那悠哉游哉的文人生活吗？于是，写下这首诗。
在中国历史上，王安石首先是政治家、改革家，其次才是文学家。但是，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里，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是以其诗文而留存在记忆中。政治这东西，休看显赫一时，生命力其实短暂。无论在历史上划出过多深的刻痕，产生过多大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有点像北方的寒冬，煞有介事，而且尾巴拖得很长很长，迟迟不肯离去，可最后的最后，冰消雪化，了无踪迹。可文学呢？更像南方的春天，那一派触目皆绿，满眼生机，郁郁葱葱，欣欣向荣的景象，强大的生命力，会一代一代永无止境地赓续下去。
如今，关于他毁誉参半的变法，是非纷纭的改革，截然相反的评价，褒贬不一的说法，随着岁月的变迁，沧桑的转换，已经淡出视野，几乎无人谈及。也许只剩下几名研究者在书斋里高谈阔论，皓首穷经，和一些书虫们在网络上斗嘴呕气，插科打诨而已。也许在当时王安石的心目中，这两首应景诗，比之与他悉心投入的政治，不过小菜一碟罢了，可他千年以后，一首元旦的诗，一首春天的诗，却像历久弥香的陈酿一样，只要元旦在，只要春天来，就会齿颊生香地吟咏出来。
王安石的失败，或者说，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有许多内在的外在的原因，但通常不太在意这位文学大师的性格因素。一个人应该有自信，但太自信，便是自负，而太自负，必然自大；王安石从政以来，就是自信、自负、自大的结合体，特别得到宋神宗的支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遂自以为是，遂刚愎自用，遂听不得一点反对意见，当然也就容不下任何一个反对他的人。
据《邵氏闻见录》：“王荆公初参政事，下视庙堂若无人，一日争新法，怒目诸公曰：’君辈坐不读书耳。‘赵清献同参政事，折之曰：’君言失矣，如皋、夔、稷、契之时，有何书可读？‘荆公默然。”有一位叫范缜的大臣，上书反对他的变法主张，“疏入，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颤”,可以想见他那气不可遏的样子，想见他有皇帝老子为后台的气势汹汹的样子。这就是人类共有的毛病，性格决定命运，谁也不能摆脱。接下来，此公在变法过程中，犯 下了一连串策略性的错误，譬如，重用了一些不应该重用的人，譬如，排斥了一些敢作敢为敢于直言的人，譬如，从不主动争取盟军和友军的支持，而把有可能成为盟军和友军的人打成敌军，也不放下身段去说服那些不同意见者，甚至下手打击其实完全不必打击的反对者。“熙宁初，王介甫当轴，神庙一切委听，号令骤出，于人情适有难合。于是故臣名士，往往力陈其不可，多被降黜，后来者结舌矣。”（《铁围山丛谈》）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从事改革大业，一，绝对不能贪多求快。要知道，中国人向来持中庸之道，欲速则不达。不但不达，你动作大了，动作快了，常常招致强烈的反弹；二，绝对不能因为你口头上喋喋不休的光荣、伟大、正确，老百姓会理所当然地买你的账。他们通常不大相信你说过些什么，而在意你做过些什么，更在意你要做的什么会带来的什么实惠；三，绝对不能由于你许诺明天给老百姓一个油饼，你今天就有权力，用针线缝上老百姓的嘴，先饿着肚子等待，拿老百姓不当人来折腾。由于其自信、自负、自大的性格弱点，王安石恰恰就罔顾这三个绝对不能，一意孤行，而使他的这场变法，成了半吊子的政治实验。应该说，王安石是一个成功的文学家，绝不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
所以，第一次罢相之后十个月后，再一次受命北上，这个极自信的人，其实是相当不自信的。行次瓜州，泊船过夜，所写的这首诗，他的反复修改，多少也反映出他对前程的忐忑，复相的不安。这个曾经极自负，极自大的人，居然在诗的末尾一句，写出“明月何时照我还”来，说明他已非熙宁二年（1069）神宗拜他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志在必得的心绪可比。凡是自信、自负、自大的人，最经不起挫折，最受不了失败。到汴梁以后，这个已无当年雄起之心，振翮之念的王安石，也难振作。果然，次年十月，第二次罢相，从此退居江宁。“荆公再为相，承党人之后，平日肘腋尽去，其子雱又死，知道之难行也，慨然复求罢去，遂以使相再镇金陵。”（《东轩笔录》）
政治家的王安石退出历史，文学家的王安石却永远鲜活地存在于诗文之中，每逢年节，每逢春天，他的这两首应景诗，便被人想起。
应该说，王安石的这两首诗的背景，在地理纬度上，稍稍偏南，应该是长江流域一带的风光。而黄河流域，华北平原的季节温差，相比之与南方，大概要晚一个半月到两个月的样子。北方的冬季，那尾巴的确会拖得很长，春风送暖，至少要到阳历的三月末、四月初，才在刚刚软化的柳枝上，抬不起头的草尖上，飘浮着碎冰的碧水上，仍留着残雪的田野上，透出一丝端倪。
生活在北京的人都知道，西长安街红墙外的玉兰花，先在枝干上冒出骨朵，然后，小骨朵变大骨朵，应该说是京城来得最早的春天使者。休看时令为春，京城里根本谈不上春天的一点感觉；甚至玉兰花绽放了，凋谢了，时离五一节也不远了，一眼望去，仍是老树枯枝，草萎地黄，对京城人而言，盎然绿意，仍是一份奢望。真到了一望皆绿的那一天，而且，马上就会绿到浓得化不开的程度，绝对便是夏天了。在北京人心目中，初春与残冬，无甚差异。上世纪20年代，居住在西城阜内八道湾的鲁迅先生，也有这种观感。他在《鸭的喜剧》里这样说过，“我可是觉得在北京仿佛没有春和秋”.
由此可知，对于春天的信息，北人和南人的感受是不尽相同的。
但是，伟大的作品，传世的作品，令我们高山仰止的作品，令我们心存敬畏的作品，通常在读者的想象空间里，会构成一个完美的文学世界。当我们徜徉其中，经度的时差，纬度的温差，其实是不存在的。甚至，细微的缺失，偶尔的疏漏，也都可以忽略不计的。因为，好的作品，总是超越时空，横跨千古，好的诗篇，总能得到共鸣，家弦户诵，这就如同在新春季节里，那覆盖一切的“绿”,夺走你全部视线一样，你在尽情享受的时候，也就无暇顾及其它。
这种文学的极致境地，也许就是我们理应追求的目标吧？
